可随着“互联网+”继续下探，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中常用的“深水区”，对抗就会接踵而至。虚拟与现实大融合，要解决的就是各种痛点，而痛的不能再痛的点，几乎全部存在于各种权力、利益纠葛的垄断体系中，例如教育、医疗、金融、能源、出行等领域。去年发生的四大行封杀余额宝，广电广电总局要求TV版客户端App下架，都折射出“状态切换期”的特点。

最近的出租车与专车大战，则又有了新特点。它是冲突的“C2C”版本或者“C2B”版本，而不是“B2B”版本，这恰是因为“互联网+”又向下探了一寸。

所谓颠覆者，初期减少摩擦系数的最佳方案，是先将自己包装为改造者，想清楚哪一块蛋糕是不能，至少暂时不能动的。无论滴滴快的、神州租车还是uber,都意识到传统出行体制已经板结，无法通过改造制度来提升用户体验。例如你不能通过重新申办一个出租车公司，向司机收取更低的份钱，给乘客提供更快捷更便宜的服务。但在板结的体制中，服务提供者有相对的自由，以及足够的怨气，因此他们是可以重新激活的资源。

医疗领域也是如此，春雨医生、丁香园等都是从“自查+问珍+挂号”切入，因为医生的资源是可以组织的，而医院资源则很难。据说春雨也尝试与医院进行更密切合作，但能选择的第一批伙伴，还是以民营、莆田系医院为主。

不过，高频消费能带来流量，却不一定能带来高毛利。获得规模之后，就必然要追求利润，如同撑开了麻袋口，就要向麻袋里装东西，专车是自然而然的选择。集中社会化资源，碎片化时间，也是2015年“互联网+” 对现实商业改造的焦点之一。

当“+”到这一阶段，完全不触动存量利益已不可能。出租车公司与执法部门自然不满，就出租车司机而言，那些打车软件公司也不再仅是“解放者”，至于Uber,一开始就是入侵者。

虽说大势所趋，顺者昌、逆者亡，但我们不能责怪抄写员、纺织工人、马车夫司机和日本医生，也不能责怪出租车司机。每个个体面对改变都会做出应急反应，没有人真正抗拒变化，人们真正抗拒的是在变化中对生活失去控制。当恐惧演化为愤怒，就需要一个具象的宣泄口。

历史上每一个“状态切换期”，最终充满活力的市场新力量都会在完善制度中发挥巨大作用，灰色地带也会变为白色地带。但监管部门不能静待这种变化自然发生，长期态度含混，一方面会让改造大大减速，另一方面也会让个体承担非必要损失。

英国公司制度从特许制到注册制，虽经历几十年争论，但在立法上有明确的时间点，就是1844年的《合股公司法》。任何博弈，都需要一锤定音的时刻。